京津风沙源管理工程系列报导之五,依托京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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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风沙源管理工程系列报导之五,依托京津风沙工程。甘肃省武威市:“组合拳”打出农民致富新天地 “组合拳”打出农民致富新天地——甘肃省武威市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纪实 黎静 记者吴晓燕 鲁明 已经在山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李宗永,一开始不愿意搬到山下那个几十公里之外的移民新村去住。 “虽然横梁乡山大沟深,海拔3000多米,地里的收成也只够解决温饱,但心里总舍不得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担心搬到川区之后靠什么填饱肚子。”日前,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西靖镇兴民新村社区,正忙着装修新房子的李宗永说。知道难离故土的他不愿意搬,当地干部一面跟他算收入对比账,一面请他去移民新村考察——这里紧临“金色大道”公路,交通方便;新村有幼儿园和小学;除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外,新村还配备了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看到搬入移民新村的乡亲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今年2月,李宗永终于决定下山入住兴民新村。“下山后,在政府扶持下,我养起了羊、盖起了蔬菜大棚,之前担心的收入问题也解决了。” 挪穷窝、拔穷根,让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李宗永只是受惠于武威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数以万计的贫困群众之一。近年来,武威市打出生态治理、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高度统一的易地扶贫搬迁“组合拳”,以富民产业培育和易地搬迁为重点的扶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武威市市委书记柳鹏说,在坚持群众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既要对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缺乏稳定脱贫条件的农牧民应搬尽搬,又要统筹搞好移民区小康住宅规划建设、富民产业培育、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和迁出地生态恢复,特别要注重后续产业发展,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挪穷窝拔穷根 ——深山农牧民下山开启新生活 横梁乡所在的古浪县南部山区,农业基础条件薄弱、产业结构单一。长期以来,制约群众增收致富的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饮水难、就业难、增收难问题突出。 其中,有7个乡镇地处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矛盾非常突出,是古浪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 “为从根本上破解南部山区‘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难题,我们根据南部山区不同地理条件,按照‘完全干旱山区整乡搬迁,水川河谷区就近收缩’的思路,规划将生活在海拔2500米以上、无水浇地、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群众搬迁到北部川区,对适宜留居的群众实施收缩居住。”古浪县委书记李万岳说,2012年以来,古浪县先后在黄花滩移民区开工建设12个移民点和绿洲小城镇,预计到今年底,古浪将实现横梁、干城、新堡3个乡镇整乡搬迁,南部山区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生存条件、有搬迁意愿的群众应搬尽搬。 古浪是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片区县,而在武威市所辖的其余3个县区中,天祝藏族自治县是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民勤县、凉州区则是甘肃省定“插花型”贫困县。“在武威,偏远山区特别是居住在高寒山区的贫困人口,年年扶贫,年年无法脱贫,甚至是越扶越贫。改革30多年来,生活状况改善不大,而且由于过分放牧和耕种,形成恶性循环态势,对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是全市扶贫工作真正的难点和重点。”武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国斌介绍说,为此,武威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先后建成古浪黄花滩片、天祝南阳山片、凉州邓马营湖等一批移民搬迁示范基地。先期的移民已经实现了“当年下山、次年脱贫、三年致富”的预期目标。 从海拔3000多米的天祝县赛什斯乡的土坯房,搬到南阳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松山镇德吉新村,如今住在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村民陈进武喜笑颜开。为了帮助他建房,政府补助了7.5万元,又帮助他们协调申请5万-20万元的易地扶贫搬迁、精准扶贫、双业贷款等惠农政策资金,从根本上解决了像他一样的移民群众资金短缺问题。 天祝县委书记张发基说,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紧盯高深山区农牧民群众稳定脱贫需要,按照“规划先行、资源整合、产业配套、社区管理”的思路,深入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使6万多移民群众彻底告别了恶劣的生存环境。 稳得住能致富 ——富民产业点燃群众新希望 “‘稳得住、能致富’是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成功的关键。”张发基说,天祝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解决贫困移民群众后续发展的根本举措,把特色产业项目规划到村,增收产业计划落实到户,切实拓宽他们的增收渠道。 3年前,54岁的苏万禄从天祝县安远镇搬到了德吉新村。在搬迁前,苏万禄一家的生计全靠在旱地里种些青稞、油菜籽和养殖山羊,收入不足1万元。而今,搬到德吉新村的苏万禄,不仅拥有两座食用菌生产大棚,还种植了9亩地的藜麦。“每个食用菌大棚年纯利润在1.5万元以上,藜麦亩均效益约1000元,生产出来的两样农产品都有政府引进的企业搞订单销售,根本不愁卖,我在家干活一年就能挣4万元。”说起搬迁后的生活,苏万禄信心十足,“儿子夫妇俩还到兰州打工赚取务工收入,家里的生活是蒸蒸日上。” 苏万禄所从事的藜麦及食用菌产业,源自天祝县通过招商引资建设的南阳山优质香菇规模栽培科技示范基地和藜麦种植基地。记者了解到,为了帮助移民群众依靠发展产业增收致富,天祝县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群众参与、共同致富”的基本思路,采取“公司 基地 合作社 农户”多种经营主体的运行模式,加快培育发展藜麦种植、日光温室、草畜、食用菌等富民产业。在天祝县藜麦种植基地,投资建设该基地的甘肃远达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按照农村“三变”改革模式,采取“企业 基地 农户”的方式,以德吉、祥瑞、鞍子山等天祝县南阳山移民区为核心,共落实藜麦种植3万亩。下一步,公司将在全面发展订单农业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力争到2020年使当地藜麦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 产业发展点燃了移民群众对搬迁后生活的新希望。据介绍,截至2017年底,武威市累计投入农牧民易地搬迁资金约90亿元,主要用于产业发展、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全市贫困户累计发展设施农牧业25.08万亩、林果业21.75万亩,实现了户均两亩棚;移民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较搬迁前增长两倍以上,最高比搬迁前增长了5倍。 保生态建新城 ——推动生态民生齐发展 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武威市共建成移民安置点108个,世代生活在高寒山区的2.89万户、11.07万人顺利移民搬迁。截至目前,生活在祁连山高海拔贫困山区和生态恶化沙区、干旱区的4.86万人已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 如今,在古浪南部山区,当地启动了新堡乡至定宁镇山区长50公里、宽20公里的生态恢复区建设,逐步对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区退出耕地、宅基地、荒山荒滩,通过封山育林、自然修复,全面恢复迁出区林草植被,提升水源涵养功能,促进生态良性循环。古浪县副县长赵磊介绍,通过整合重点生态建设项目,结合“退、封、造、管”各项措施,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实施封山育林工程,林草植被覆盖度由原来的30%提高到现在的80%,有效延伸和保护了南部山区森林资源。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强化了移民群众搬出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天祝县移民办主任刘子云告诉记者,移民群众搬迁后,对迁出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减少了人畜对林草植被的破坏,减轻了生态压力,使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和保护,增强了水源涵养林区气候调解功能和下游水源的保障功能。 “移民迁出区恢复生态用地72万亩,恢复水源涵养林5.2万亩,减少对草原破坏及影响面积418.8万亩,据观测,2017年植被覆盖度达到42.9%,比2010年提高4.71个百分点。”武威市相关负责人说,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武威对迁出区实行封山禁牧,辅助以造林、种草、散播等措施,生态修复成效明显,水源涵养功能逐步增强。同时,武威立足全市农村发展实际,积极探索实践,分类试点推进,通过易地搬迁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培育小城镇集群,聚合城乡融合发展新优势,先后探索形成了城郊融合型、商贸物流型、工矿依托型、能人带动型、产业支撑型、生态旅游型、劳务拉动型、传统保护型8种小城镇主要发展模式。同时,人口的城镇化集中居住,有效放大了基础设施项目的集约效应、公共服务的组合效应和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效应。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大幅改善,以武威中心城市或县城为中心的1小时经济生活圈已经形成,移民群众开始顺利共享教育、医疗、就业、购物等民生优势资源。

怀仁县吴家窑镇峙峰山移民新村位于县城西南23公里处,东邻大运二级公路,南依金沙滩工业园区,西靠朔州晋能煤炭集运站,北接尚希庄瓜果蔬菜生产批发基地。新村建设在全县南部经济区黄金地段,是朔同地区商贸住来的重要集散地。更为村民从事商业、运输和务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
峙峰山村共有160户,849人,坡耕地面积达120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98%。旧村地处洪涛山腹地,交通闭塞,农业基础薄弱,而且由于常年采煤,地区塌陷严重,农民始终在生活饮水困难、生活环境极差和经济收入极低的困境中挣扎。2002年,全村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仅占全县农民年收入平均指数的40%。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居住环境恶劣的不良局面,2003年,峙峰山村党支部,村委会在县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下,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实施生态移民和退耕还林工程的有利时机,按照“治穷建新村、致富搞造林”的整体构想,一手建移民新村,一手抓退耕还林和综合经营,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注重特色,加快推进,仅用一年多的时间,高标准新建居民住宅184套,每套84m2,人均居住面积18.2m2,农民入住率达到100%,实现了整体搬迁和“五通”,即通电、通水、通气、通信息(电话),通网络(网络),同时完成了道路绿化、街道亮化、街心美化和村中绿化,在全面展示了新农村时代特色的基础上,依靠退耕还林、经商务工增加农民收入。到2007年底,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5800元,跃居全县农民经济收入前列。同年3月26日,省委书记张宝顺亲临峙峰山村检查指导,对我村以造福群众为原则,坚持创新意识,关于把握林业发展政策,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我们峙峰山村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强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做法和体会是:
一、坚持高标准规划,打造园林村庄
在实施生态移民和加快新农村的建设中,村党支部、村委会按照“三统一保证”的方针,即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筹资金、保证质量、坚持高起点规划、高品位建设、高质量完成。在严把居民住宅建设质量关的基础上,先后建起了白色西式四柱门楼和以“超越”为主题的标志性雕塑,新建了集晨练、休闲、健身为一体的多功能广场,以及老年公寓、文化中心、卫生所、司法所、便民超高和网通营业点。同时,县林业局积极发挥林业在新农村建设的主导作用,对新村园林化建设进行了重点设计和重点扶持,认真遵循“建房带绿、修路栽树、街心扩绿”的原则,优化结构点面结合,街道新栽常绿树1500余株,完成街道绿化一千米,村周围新建园林小品四处,街心新建森林公园一处,景点面积达到50亩,人均绿地面积达到41m2,全村以街道绿化为轴线,以园林景点为衬托,构筑起现代化新农村既绿又美、功能齐全的生态景观。
二、坚持大项目带动,拓宽增收渠道
峙峰山村党支部、村委会在县退耕办的精心指导下,对全村所有的坡耕地实施了退耕还林。为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真正达到“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党支部、村委会精心组织、广泛发动,从多种渠道入手,加大工程建设的实施力度。一是依靠集体积累,组织了专业造林队伍,对工程项目开展专业攻坚。二是加强了工程管理。执行专业承包制和项目监理制,选派一名村干部和两民村民代表对造林工程实行全方位、全过程跟踪监管,坚决落实“质量一票否决制”,为提高造林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2003---2006年,全村造林工程保存率达到85%以上,依靠政策补助每年人均增加收入226元,在认真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同时,村党支部、村委会注重引导村民有序利用造林成果,结合柠条等树种的可饲性,在旧村采取舍饲养殖的办法,培养和扶持养殖能手和养殖大户,到2006年牛羊养殖量达到2万只,养殖业年收入可突破10万元。
三、坚持链条式发展,激活增收动力
退耕还林工程,使峙峰山村民从广种低收的困境中挣脱出来,移民新村,又为村民提供了务工经商的便利条件。对此,党支部、村委会采取正确引导、教育培训、资金帮扶的办法,激励村民抢抓机遇,在增收致富上各显身手,形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全力,一是以文化中心为阵地,邀请专业教师和致富带头人,办起了“农民夜校”和“农民技术培训班”,通过对村民进行煤矿管理,采煤技术、机械维修和建筑技术等方面的系统性培训,使村民普遍掌握了一技之长,学会了一门致富技术,现在全村进城务工和从事企业管理人员达到60余人,年均收入超过2万元。二是以发展现代物流为主导,大力培育运输产业,全村按照独资和集资入股等手段,发展物流运输车输105台,每车年收入达到10万余元。三是依托地利优势和交通条件,鼓励农民兴办餐饮、洗浴、商品批发和汽车修理服务店铺23家,通过综合经营、多项发展,2007年人均年收入可达8000元,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真正把农民的腰包鼓足充实,实现增收致富奔小康,成为全县乃至全省典范。
我村依托京津风沙治理工程、建设生态文明新村的工作,不仅达到了治穷、治脏、治困的目的,使全村群众在党的政策的呵护下,改变了人居环境和精神面貌,走上了人人忙经营、户户抓票子、年年高收入的良性发展之路,而且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奖励。2006年分别被朔州市委、市政府评为“新农村建设先进村”,被怀仁县委、县政府评为“三个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县级文明村”。

已经在山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李宗永,一开始不愿意搬到山下那个几十公里之外的移民新村去住。

“我在沙区生活了70年,搬家3次,现在住进了移民新村,再也不用搬家了!”村民赵成祥说。赵成祥,原住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黑山嘴乡王营子村,由于生态环境恶化,2001年搬进了新仓移民村。“移民后,我家的生活好多了。家里养了5头奶牛,年纯收入1.5万元;退耕还林30亩,每亩每年国家现金补助160元,连补8年。家里的草场也全都围封禁牧了,沙地上留下的旧房子四周已是一片绿色。”赵成祥老人兴奋地说。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像赵成祥老人这样从生态脆弱地区迁移出来住进新村的农民已有6万多人。生态恢复的有效途径“生态移民,是缓解人地压力、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山西省林业厅造林局副局长赵百选说。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受干旱少雨等因素影响,一些工程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农牧民为了生存,广种薄收、滥牧乱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土地沙化,形成了恶性循环。人、畜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力,人们一般是难以想像的。沙区本来植被稀少,一旦破坏了恢复起来很难。基层的同志对记者说:“在生态极其恶劣的地区实施生态移民,采取围封恢复和植树造林措施,是破解生态退化与农牧民生存这一难题最有效的措施。”人为干预少了,土地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林草植被就会迅速恢复。记者在沙区采访中也见证了这一幕。在山西省朔州市朔州区,记者在区林业局局长李文明的陪同下,一路翻过几条山沟,来到窑子头乡官堡沟村原址。这里沟壑纵横,山上的黄土已被绿色植被覆盖,不时有野兔和石鸡等出没其间。当天风虽然很大,但脚下的细沙已经被刺蒺藜紧紧锁住。曾在这个村生活了20年的李文明局长说,这种变化是生态移民的结果。他谈起移民前的情景时说:“治理前,一刮风到处是沙尘弥漫,村民们早晨起来后发现尘土把门给埋了,出门更是睁不开眼睛,满脸都是土。人们一年四季见不到一点雨星,喝水得到十几里以外的沟底去挑,村民们的生活很艰难。”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生态移民让退化草地焕发了生机。盟林业局林政科科长侯连峰说,锡盟地广人稀,18万平方公里草场上分布不到20万牧民,每转移出一位牧民,就可缓解1平方公里草原的生态压力,每种植1亩人工饲草料地,就可使50亩至100亩退化草地得到恢复。转移出去的人畜越多,草也会越来越多,畜牧业反而得到了发展。侯科长说,生态移民是投资少、见效快,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退化问题的好办法。现在锡林郭勒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总体上得到遏制,草原植被平均覆盖度由1999年的30%提高到45%。生态移民功不可没。农民致富的新希望实施生态移民后,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咋样?记者带着好奇心,走进了朔城区窑子头乡官堡沟的移民新村。移民新村里一排排整齐的独院砖瓦房南北向排列,一条新建的水泥路横贯东西,村头男女老少悠然自得。新村里搭建的戏台两侧贴着对联:退耕还林引来笑语声声,生态移民飘出歌声阵阵。在村民殷继泉的新家,记者看到,110平方米的院子里,3间正房和3间下房敞敞亮亮,大红喜字格外引人注目,原来他的儿子刚娶了媳妇。他说,过去20年,村里没人能娶上媳妇,今年就娶上6个。过去本村姑娘都往外嫁,现在其他村都往这里嫁。殷有进说:“要说生活条件,那真是天大的变化。过去住的是土窑洞,现在是大瓦房;过去走的是羊肠小路,喝的是羊尿水,满口发涩,现在走的是水泥路,喝的是自来水;过去吃圪糁,烧圪针,到了晚上不点灯,现在吃大米白面,烧液化气,电灯照明,每家家电、电话、手机齐全。”朔城区林业局局长李文明介绍说,生态移民使农牧民的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移民定居后的第二年,就基本可以解决温饱。村民李高说,他们村采取前房后圈式搬迁办法。他家5口人120亩地,退耕还林110亩,直接收入1.87万元,自家留良田10亩,年收入5000元,其他舍饲养畜收入7000元。现在交通条件好了,每年搞运输还能收入5000元~6000元。这在移民前是不可想象的。实施生态移民,农民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沙区农牧民几乎过着一种与外界隔离的生活,从土地上刨食是维持生活的惟一出路。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变,除伺弄好自己的田地外,大部分人已开始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和其他劳务活动,市场观念也增强了。新农村建设的样板生态移民主要目的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让移民生活稳定并逐步走向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记者10多天走访了沙区五六个移民新村,发现通过政府有组织有步骤推进生态移民,大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新农村建设已初见雏形。在新村建设规划中,有的地方政府为新村配套建设了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通讯、市场等公益设施。生态移民工程已经成为沙区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和样板。在山西省怀仁县吴家窑镇峙峰山村的移民新村,不仅有像城里人住的一样的新房,村内还建起了休闲公园、晨练广场、敬老院和卫生所、文化中心、学校。村中有柏油路,路边是一排路灯,路两侧绿化带整齐划一。村在林中,人在绿中,环境优雅,俨然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现代化的新农村。吴家窑镇镇长王东生说,他们将以前一个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吃水困难的山区小村的160户760个村民全部迁入了新村,还让所有的村民参加了医疗保险。村里的公共设施完善,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农民的整体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农村社会新秩序正在形成。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中,新村建设仅是让移民安居乐业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地政府在安置移民时大都考虑了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据了解,他们除在移民安置上提供资金支持外,有的提供优惠政策和新的生产项目,有的加强了农民的技能培训,提供新的就业门路,让农民在搬迁后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沙区是新农村建设最薄弱环节,也是难点和重点。我国有两万多个村庄在沙区,有数亿农牧民生活在沙区。我国沙区生态状况恶劣,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贫困,人口居住分散,解决水、电、路基础设施问题成本很高,将生态移民工程与新农村建设结合,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国务院批复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10年规划,到2010年,将对那些极其脆弱的生态地区进行生态移民18万人。这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地区生态退化和群众生计问题,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中国绿色时报2006-12-14)

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改善了生态状况,减轻了风沙危害,也为当地农民搭建起了致富平台,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工程。受风沙、气候等因素影响,工程区的群众大多生活不宽裕,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依托工程建设,拓展生存空间,开拓致富门路,成了沙区农民和各级政府的迫切愿望。记者辗转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沙区,亲身感受到了工程建设带给农民的喜悦,他们的致富愿望正逐步变成现实。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大孤山乡五村村民许文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治理工程让我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家5口人,有20多亩薄地,过去光知道种粮食,年景好时每亩最多能收百八十斤粮食,年景差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工程实施后,国家每年每亩地补助160元,我在地里种了杨树、山杏,在树下间种草,还养了牛,收入提高了很多。”多伦是重点沙区县,当地农民靠天吃饭,收入渠道单一。近年通过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农牧民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收入渠道也多了。县林业局局长高振岗用一组数字反映工程建设前后的变化。到目前全县退耕还林总面积74.8万亩,农民仅政策性钱粮补助一项人均增收1088元;由于退耕还林推行的是“两行一带”种植模式,每年可增加畜草产量3500万公斤,农民因此人均增收205元;退耕还林种植山杏30万亩,年产杏核50万公斤,人均增收29元。仅林业一项就为全县农民人均增加收入1322元。全县天然草牧场产草量由2001年的每亩35公斤提高到75公斤。山西省朔城区官堡沟村村民朱占义说,退耕前,他家经营44亩地,一年到头忙活,收入不到1000元。从2002年起,他退耕还林32亩地,养了23只羊,年收入上万元。现在一家人只种10多亩地,不仅有粮而且钱也多了,还有空闲时间干点别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在工程区,像多伦县、朔城区这样通过退耕还林发展经济林和养殖业,让农民逐步走上富裕之路的地方多的是。据统计,工程实施6年来,工程区农民收入增幅显著,受益农牧民达到了1622万人,仅退耕还林就有约1000万农民直接受益。与2000年相比,去年工程区人均收入增长46.4%。17个样本县贫困人口减少10.19万人。工程实施后,农民增收渠道多了,致富路子宽了,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深秋时节,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尽管一片枯黄,但记者却仍然感受到了这里的收获气息:牧民们正忙碌着收牧草、码草垛,为羊只过冬准备饲料。“要说前几年,秋天想收点干草料那是一种奢望。”正在码草垛的正蓝旗牧民巴图巴根说,“我在这里生活了40年,过去因超载放牧,这里光秃秃的,有风就刮白花花的碱面子,牧民们的生活很苦。工程实施后,这里的草逐渐多了,除了自己养羊,还能多打点草卖钱。”正蓝旗将生态建设与草产业发展相结合,与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将围栏封育作为改善草原生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目前,全旗鲜草产量每公顷提高2000多公斤,每公顷年均增产干草700多公斤,大多数草场已逐步向优良草场转化。全县通过发展草产业,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在千元以上。在山西省的工程区,依托工程发展草产业、致富农民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朔州市朔城区张蔡庄乡就很有代表性。乡长说,张蔡庄是个靠天吃饭的农业乡,过去农民收入很少。在工程带动下,他们发展草经济、做好草文章,农民发展草业的热情很高,草业现已成为支柱产业,全乡草业收入高达624万元,人均620元,并且收入稳定。在沙区,退耕还林工程已经成为农民受惠最大的“富民工程”。朔州市朔城区张蔡庄乡峙庄村村民蔚志银告诉记者,实施工程以来,国家给退耕户每年每亩补助现金160元。他家2004年退耕还林59亩,每年享受国家现金补助9440元。工程建设本身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有许多农民直接参与工程建设获取劳务收入。河北省丰宁县千松坝林场场长高鹏驰说,千松坝林场造林工程建设80%是雇用当地农民工实施的。6年来,千松坝林场造林共使用60万个农民工工日,直接为农民增加收入2000多万元。在山西、河北等省的工程区,农民栽树,有种树劳务费;对树木管护、浇水,有管护费。工程建设还使大批农村劳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或外出务工或从事养殖业。山西省浑源县蔡村镇蔡村农民刘玉勤是退耕大户,共退耕还林31亩,并全部栽上了仁用杏,每年有不菲的收入。他说:“退耕后,全家人再也不用都在地里忙活了,家有1人外出打工,每年可额外增加收入4000元。”在山西怀仁县,类似的情况也有不少。据县林业局局长朱玉罡介绍,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后,全县有上万农村劳动力从土地劳作中解脱出来外出务工,每人年均增加劳务收入5000元。外出务工既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又学到了技术,可谓一举多得。京津风沙源区经过多年的治理,林草植被显著增加,提高了农田防旱抗旱能力,粮食单产明显提高。大多数农民摆脱了靠天吃饭的状况。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通过实施连片的生态林草工程和小流域治理工程,建起了大面积的生态防护林。全区在总耕地面积减少10多万亩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却增加二成左右。山西省怀仁县依靠农田林网良好的防护功能,使35万亩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全县年均增加粮食产量1750万公斤。农民形象地称之为:“生态治理的投入与产出比真是太大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因生态改善,农业生产有了保障。全市在耕地减少344万亩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比退耕还林前增加1.8亿公斤,人均增收粮食210公斤,人均收入也由退耕前的1808元增加到2351元。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小坝子乡工程治理前,积沙覆盖农户庭院,流沙吞没农田草场,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工程治理后,这里的树木多了,粮食产量稳步增加,农民人均直接增加收入960元。栽植的树木成材后,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增收观念逐步改变治理工程的实施,带来的不仅是生态状况改善和农民增收,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农村经济发展,观念的解放。退耕还林、禁牧舍饲、生态移民、发展产业等措施,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现了从游牧放养到舍饲圈养、从毁林开荒到植树种草、从广种薄收到精耕细作的三大转变,为新农村建设增添了活力。“种粮为了吃饭、养羊为了过年、养鸡为了换盐”是过去工程区农民生存状况的形象描述。而今这种状况已悄然变化。多伦县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牧民由游牧放养变为舍饲圈养,有效解决了沙区农牧民的生存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移民搬迁后,沙区植被迅速恢复,移民的收入也并未减少。目前在沙区,集中安置的移民有78%从事奶牛养殖,22%从事蔬菜种植。以移民新村富泉村为例,村民人均收入由搬迁前的1060元增加到1800元,比全县农民人均收入高200元。“农民对林业的认识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宁城县林业局刘局长说,过去农民热衷于毁林开荒,现在都争先要植树。在宁城老鹰山工程区,以前农民以砍伐山杏树维持生计,山上林木消失殆尽。有的农民还将山场当牧场,牲畜越养越多,最后牧场成了“运动场”,牲畜跑一天也填不饱肚子。现在,农民对林草呵护有加,并大种经济林获益。村民李广森说,他家承包300亩荒山栽上大扁杏、山杏、桦树、落叶松等。10年以后,落叶松将长到茶碗口粗,一年就算“长”5角钱,1万棵树一年就“长”5000元。退耕还林让农民重新认识了土地的潜在价值。退耕还林后,农民在没有退耕的土地上更讲究精耕细作。在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窑子头乡官堡沟村,村民殷继泉说,以前家里有160多亩地属于广种薄收。退耕后,将薄地种上树,留下好地精耕细作种粮食,产量反而比过去高了,收入也明显增加。“治理一方生态,富裕一方百姓。”这正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的两个主要目的。我们对十几个工程县的深入采访,沿途所见所闻,证实了这两个目的正在逐步实现。(中国绿色时报2006-12-08)

“虽然横梁乡山大沟深,海拔3000多米,地里的收成也只够解决温饱,但心里总舍不得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担心搬到川区之后靠什么填饱肚子。”日前,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西靖镇兴民新村社区,正忙着装修新房子的李宗永说。知道难离故土的他不愿意搬,当地干部一面跟他算收入对比账,一面请他去移民新村考察——这里紧临“金色大道”公路,交通方便;新村有幼儿园和小学;除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外,新村还配备了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看到搬入移民新村的乡亲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今年2月,李宗永终于决定下山入住兴民新村。“下山后,在政府扶持下,我养起了羊、盖起了蔬菜大棚,之前担心的收入问题也解决了。”

挪穷窝、拔穷根,让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李宗永只是受惠于武威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数以万计的贫困群众之一。近年来,武威市打出生态治理、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高度统一的易地扶贫搬迁“组合拳”,以富民产业培育和易地搬迁为重点的扶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武威市市委书记柳鹏说,在坚持群众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既要对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缺乏稳定脱贫条件的农牧民应搬尽搬,又要统筹搞好移民区小康住宅规划建设、富民产业培育、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和迁出地生态恢复,特别要注重后续产业发展,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挪穷窝拔穷根

——深山农牧民下山开启新生活

横梁乡所在的古浪县南部山区,农业基础条件薄弱、产业结构单一。长期以来,制约群众增收致富的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饮水难、就业难、增收难问题突出。

其中,有7个乡镇地处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矛盾非常突出,是古浪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

“为从根本上破解南部山区‘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难题,我们根据南部山区不同地理条件,按照‘完全干旱山区整乡搬迁,水川河谷区就近收缩’的思路,规划将生活在海拔2500米以上、无水浇地、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群众搬迁到北部川区,对适宜留居的群众实施收缩居住。”古浪县委书记李万岳说,2012年以来,古浪县先后在黄花滩移民区开工建设12个移民点和绿洲小城镇,预计到今年底,古浪将实现横梁、干城、新堡3个乡镇整乡搬迁,南部山区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生存条件、有搬迁意愿的群众应搬尽搬。

古浪是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片区县,而在武威市所辖的其余3个县区中,天祝藏族自治县是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民勤县、凉州区则是甘肃省定“插花型”贫困县。“在武威,偏远山区特别是居住在高寒山区的贫困人口,年年扶贫,年年无法脱贫,甚至是越扶越贫。改革30多年来,生活状况改善不大,而且由于过分放牧和耕种,形成恶性循环态势,对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是全市扶贫工作真正的难点和重点。”武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国斌介绍说,为此,武威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先后建成古浪黄花滩片、天祝南阳山片、凉州邓马营湖等一批移民搬迁示范基地。先期的移民已经实现了“当年下山、次年脱贫、三年致富”的预期目标。

从海拔3000多米的天祝县赛什斯乡的土坯房,搬到南阳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松山镇德吉新村,如今住在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村民陈进武喜笑颜开。为了帮助他建房,政府补助了7.5万元,又帮助他们协调申请5万-20万元的易地扶贫搬迁、精准扶贫、双业贷款等惠农政策资金,从根本上解决了像他一样的移民群众资金短缺问题。

天祝县委书记张发基说,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紧盯高深山区农牧民群众稳定脱贫需要,按照“规划先行、资源整合、产业配套、社区管理”的思路,深入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使6万多移民群众彻底告别了恶劣的生存环境。

稳得住能致富——富民产业点燃群众新希望

“‘稳得住、能致富’是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成功的关键。”张发基说,天祝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解决贫困移民群众后续发展的根本举措,把特色产业项目规划到村,增收产业计划落实到户,切实拓宽他们的增收渠道。

3年前,54岁的苏万禄从天祝县安远镇搬到了德吉新村。在搬迁前,苏万禄一家的生计全靠在旱地里种些青稞、油菜籽和养殖山羊,收入不足1万元。而今,搬到德吉新村的苏万禄,不仅拥有两座食用菌生产大棚,还种植了9亩地的藜麦。“每个食用菌大棚年纯利润在1.5万元以上,藜麦亩均效益约1000元,生产出来的两样农产品都有政府引进的企业搞订单销售,根本不愁卖,我在家干活一年就能挣4万元。”说起搬迁后的生活,苏万禄信心十足,“儿子夫妇俩还到兰州打工赚取务工收入,家里的生活是蒸蒸日上。”

苏万禄所从事的藜麦及食用菌产业,源自天祝县通过招商引资建设的南阳山优质香菇规模栽培科技示范基地和藜麦种植基地。记者了解到,为了帮助移民群众依靠发展产业增收致富,天祝县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群众参与、共同致富”的基本思路,采取“公司 基地 合作社 农户”多种经营主体的运行模式,加快培育发展藜麦种植、日光温室、草畜、食用菌等富民产业。在天祝县藜麦种植基地,投资建设该基地的甘肃远达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按照农村“三变”改革模式,采取“企业 基地 农户”的方式,以德吉、祥瑞、鞍子山等天祝县南阳山移民区为核心,共落实藜麦种植3万亩。下一步,公司将在全面发展订单农业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力争到2020年使当地藜麦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

产业发展点燃了移民群众对搬迁后生活的新希望。据介绍,截至2017年底,武威市累计投入农牧民易地搬迁资金约90亿元,主要用于产业发展、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全市贫困户累计发展设施农牧业25.08万亩、林果业21.75万亩,实现了户均两亩棚;移民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较搬迁前增长两倍以上,最高比搬迁前增长了5倍。

保生态建新城——推动生态民生齐发展

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武威市共建成移民安置点108个,世代生活在高寒山区的2.89万户、11.07万人顺利移民搬迁。截至目前,生活在祁连山高海拔贫困山区和生态恶化沙区、干旱区的4.86万人已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

如今,在古浪南部山区,当地启动了新堡乡至定宁镇山区长50公里、宽20公里的生态恢复区建设,逐步对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区退出耕地、宅基地、荒山荒滩,通过封山育林、自然修复,全面恢复迁出区林草植被,提升水源涵养功能,促进生态良性循环。古浪县副县长赵磊介绍,通过整合重点生态建设项目,结合“退、封、造、管”各项措施,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实施封山育林工程,林草植被覆盖度由原来的30%提高到现在的80%,有效延伸和保护了南部山区森林资源。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强化了移民群众搬出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天祝县移民办主任刘子云告诉记者,移民群众搬迁后,对迁出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减少了人畜对林草植被的破坏,减轻了生态压力,使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和保护,增强了水源涵养林区气候调解功能和下游水源的保障功能。

“移民迁出区恢复生态用地72万亩,恢复水源涵养林5.2万亩,减少对草原破坏及影响面积418.8万亩,据观测,2017年植被覆盖度达到42.9%,比2010年提高4.71个百分点。”武威市相关负责人说,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武威对迁出区实行封山禁牧,辅助以造林、种草、散播等措施,生态修复成效明显,水源涵养功能逐步增强。同时,武威立足全市农村发展实际,积极探索实践,分类试点推进,通过易地搬迁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培育小城镇集群,聚合城乡融合发展新优势,先后探索形成了城郊融合型、商贸物流型、工矿依托型、能人带动型、产业支撑型、生态旅游型、劳务拉动型、传统保护型8种小城镇主要发展模式。同时,人口的城镇化集中居住,有效放大了基础设施项目的集约效应、公共服务的组合效应和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效应。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大幅改善,以武威中心城市或县城为中心的1小时经济生活圈已经形成,移民群众开始顺利共享教育、医疗、就业、购物等民生优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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